吴瑛: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
发布时间: 2010-06-25 浏览次数: 696

 

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 

 

(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且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8年年会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为切入点,探索了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在西方舆论中的角色问题。通过对2004-2008年间LexisNexis数据库[1]中新闻文本的定量分析和定性解读,作者发现,我国的外交话语目前仍无法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西方舆论反过来对我国的外交议程还采取了一种“反向设置”;同时,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的立场解读,“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交叉使用,进而通过议程的反设置和框架的选择生产出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新的话语意义”。要实现中国外交话语在当前舆论环境中的突围,需要从改变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着眼,这既要求中国外交话语自身的调整,又呼唤构建有利于中国外交话语的全方位传播网络。

关键词外交话语;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议程设置;框架

 

 问题的提出、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2]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是指国家在进行外交活动时所使用的话语,外交话语是体现主体国家与客体国家间复杂、动态关系的桥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主要包括三种路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路径,和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路径。

索绪尔将语言与言语区分、将能指与所指分离,使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国际关系“语言学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在“能指”与“所指”引发的“意义”背后,存在着一个符号结构,这个符号结构不是从现实世界中获得,而是从稳定的内在“系统”中获得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复杂的外交话语背后的“意义”,探寻部分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后结构主义批判结构主义将语言看作是一种静止的、内在的系统,认为语言并非稳定不变,也不是脱离现实关系简单内生的。德里达将结构主义进行解构,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可以通过接收者的解构实现,这种解构的方法和角度是变化的和无穷尽的。[3]福柯从权力观出发,针对结构主义将语言看作是内在系统,与现实生活无关的表述,认为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复杂的、网络化的,话语背后体现了社会权力关系,进而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论断。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福柯的权力话语基础上发展出“语言象征性权力观”,他将语言情境比喻为一个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市场”,认为语言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资本”,这种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4]语言之间的交流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价格,具有强势的语言会吞并处于弱势的语言,布尔迪厄对强势语言资本的掌握者利用“语言市场”对他者实现的“符号暴力”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综观以上三种研究路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分析话语文本、话语内部的组织、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由于他们反对行为主义依靠实验和主观经验的方法,研究者主体性突出,但其摒弃经验主义实证方法的思路不仅使得话语研究在方法论上难以突破,而且对外交话语这样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问题,主观理性能否得到实践检验也成为阻碍外交话语研究发展的障碍。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对话话研究的成果尚未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响,虽然他对语境和场域的研究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了动态、复杂的权力网络视野,但其实证方法的缺失,以及对话语研究链条整体性关怀的缺失还是很明显的。

在笔者看来,话语研究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要素:语境、话语主体、话语(言语和意义)、话语传播、话语客体、以及背后的权力网络(见下图)。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了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本身;后结构主义将语境和权力纳入研究范围,社会学研究则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上又将权力关系置于互动的权力场域中,虽然后结构主义强调客体对话语的解构,其中也包含着“信息传递”的成分,但“话语传播”始终未作为独立环节进入话语研究视野,而这一环节作为连接话语主体、话语和话语客体的中介,对外交话语尤其是其效果研究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试图弥补以上三种路径在外交话语研究上的缺失,从传播学视角,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我国外交话语在西方舆论中的角色,以完善外交话语研究的整体图景。外交话语是一个可以容纳多种主体、不同场合的话语概念。本文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语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索发言人的话语是如何被西方舆论所呈现的,这是研究我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一条路径。

(二)研究假设:从1982年3月26日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6年历程,共有23名外交官面对世界各地的记者回答了有关中国外交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钱其琛、李肇星、吴建民、陈建、朱邦造、章启月、刘建超、秦钢、姜瑜等。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由“一般参与者“到”重点建设者”直至“负责任者大国”的角色转换,[5]中国外交不仅作为“实践”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而且作为“话语”也正日益通过国际舆论引起国际社会普通公众的重视,并最终影响到各国政府的外交实践。那么,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能否为西方舆论所正确解读呢?本文将这个问题细化为两个研究假设:1、我国外交话语可以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并且是围绕中国自身的外交目标而设置议程的。2、我国外交话语很难被西方舆论正面解读,西方的解读往往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东方主义框架。

(三)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内容分析的方法统计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在西方媒体中的引文数量、引文倾向性、引文焦点人物提及频率、以及引文内容分布等指标。以文本分析方法对有代表性的西方媒体报道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其如何解读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如何通过对新闻内容的选择体现其媒体和国家立场,进而生产出新的话语意义。

本文以LexisNexis Academic学术大全数据库为资料,选取其新闻库中世界主流报纸库(Major World Newspapers)里的英语报纸为样本范围,包括全球500余家英文报纸,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主流报纸,也包括印度、新加坡等国的英文报纸。本文对近5年的新闻[6]设置了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在搜索新闻文本时,作者将键入这一年内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姓名。比如搜索2008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关奥运的新闻时,则对应刘建超、秦钢、姜瑜,[7]键入OlympicANDLiu JianchaoORQin GangORJiang Yu,时间选择2008,其他界定依此原则进行搜索。

 

 我国外交话语能否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

 

对于假设1的论证,本文采用议程设置假说作为理论基础。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假说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美国政论家李普曼的《公众舆论》[8]一书,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两种“环境”,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客观环境”,另一个是经过媒介选择、加工和传播之后的“拟态环境”,由于个人没有接触整体世界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于是“媒介影响着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李普曼由此对公众舆论的理性程度表示怀疑,进而将民主政治归于虚妄。科恩(Bernard Cohen)将议程设置总结为“媒体不能告诉你怎么想,但却可以告诉你想什么”[9]。最早将议程设置假说投入实证研究的是美国学者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他们在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10]一文中,通过对查普尔希地区的调查发现,媒介提供的议程和公众关心的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议程设置假说也被使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学者对西方媒体设置反恐议程[11],提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沿”等话语[12],以及妖魔化伊斯兰世界[13]等话语议程上作了深入探讨。议程设置假说对研究外交话语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我国外交话语的“客观现实”和经由西方媒体传播到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的“拟态现实”之间存在的差异。需要分析的是,这种议程差异的大小如何,是整体差异还是局部差异?体现在哪些外交议程上?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按照年份搜索近5年来有在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语的新闻,得到新闻数量如下[14]
      

 数量上看,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国际舆论中的引文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2008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虽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欧美等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指责,但引文数量的增加还是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日益提升,成为国际舆论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引文数量代表了曝光度,而这些新闻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倾向呢?笔者选取2008年为样本时间段,选择1月1日至7月25日间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语的新闻,共搜索到571条新闻,然后在结果页面中每隔5条进行等距抽样,按照1,5,10……的顺序,共下载115条结果,对其进行倾向性分析。分析采用前后文对比方法执行,如果前后文对发言人的事实陈述表达出认可,对其发表的评论通过记者或其他信息源表示赞成,则将其设为“正面”;如果仅对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客观引用,前后文没有带倾向性的评价,或者即使又提供反面事实也不带主观判断,则为“中立”,如果前后文出现或隐或显的负面评价,或者又提供带有认可评价的反面信息,则设为“负面”, 按此标准统计得出下图:

 

显而易见,西方舆论目前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引语以负面倾向居多,发言人的引语常被夹杂在带明显质疑口吻的前后文中,例如,在一则有关中国律师法律地位的新闻中,记者以中国律师面临“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困扰和恐吓)”开头,通篇都是“人权观察组织”的负面言论,虽然文中引用了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抗议,但引用之中还带有讽刺意味:“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她没有读过那个报告,但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持有偏见,经常对其他国家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15]”记者特意对“groundless accusations”加上了引号,以表达对发言人话语的不满。又如,在一篇题为Amnesty: Chinese Authorities Tarnishing Olympics[16](《大赦国际:中国政府玷污奥运》)的报道中,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语的前后,记者甚至违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范,在没有新闻源的情况下直接使用“tarnish(玷污)”、“crackdown(镇压)”等带有明显负面倾向的词语来评论中国,使得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在文中显得苍白而孤立。除此之外,西方媒体在引用发言人话语之后,还常会加上类似“he had no other details(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he declined to comment(他拒绝评论)”之类的贬抑性引申,以表明对发言人所述事实的怀疑。

总体上说,西方舆论对我国的“人权问题”、“军费扩张”、“言论自由”尤其是网络管制等问题的负面引用比较突出;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中立引文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主要分布在不牵涉本国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等方面,也有一部分与本国直接相关的新闻,媒体采取了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但这些中立引文一般不涉及中西方敏感的重大争议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的角色受到了西方媒体的普遍好评,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媒体都有对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关于朝核问题的引文,且在上下文中均以正面倾向进行了处理。

除了在引语使用上体现出负面倾向,西方媒体主要在围绕哪些议程展开呢?本文首先对2004-2008年期间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语的新闻中的“焦点人物”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出现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话语的3078条新闻中,我国领导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胡锦涛主席,位居总排行榜首。吴仪居总排行第6位,她长期负责外经贸工作,同时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领导人,她的高曝光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贸活动的关注。从国别上看,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大国首脑在我国外交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之外,朝鲜、伊朗等热点国家也频繁出现。非政府首脑的个人上榜的理由一般都与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有关,如达赖喇嘛、斯皮尔博格等等。总的看来,引文所涉的焦点人物出现频率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西方舆论对议程的设置,而其所涉的内容分布则更直接地体现了媒体优先报道我国的哪类事务。

LexisNexis数据库可以自动将搜索结果进行主题词分类,一篇新闻有多个主题词。作者按年份分别搜索发言人的引文,得出每年具体的主题词分类清单,然后将2004-2008年的清单通过EXCEL电子文档合并计算,得出以下数据。

在所有100多项内容分类中,本文选取了前21项进行分析。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谈及国内政治的引语已稳居第一,不少西方媒体的新闻直接引用了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说明我国的外交话语已经较好地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居于第二位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主要是中国的双边、多边外交情况,这部分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进行外交活动通报为主,较好地实现了透明外交的效果。有关国际组织、多边会谈的话语已跃居内容分布第六和第九位。随着中国日益加强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发起活动,中国在APEC、东盟10+3、等国际组织的参与上,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上,以及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显示的重要作用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且西方舆论对此的引用及评价以正面或客观报道为主,中国在国际组织上的设置议程能力正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也说明,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社会多方力量和利益的交汇点,可以成为中国扭转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突破口,对此的投入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法内容进入第五名,这与中国近年来与国际社会如东盟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行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舆论在国家安全与军事部署、武器装备、军费开支、军备竞赛与裁军这四项内容上对中国异常关注,共同形成了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话语体系。与“军事威胁论”具有四项高指标相比较,“经济威胁论”的论调似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峻,国际贸易和经贸关系这两项中虽然也较多的关注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以及磨擦,但与“军事威胁论”相比,舆论的密度和强度都要弱许多。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军事威胁仍然是西方社会最感危机的议程,中国外交话语应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同时,关于中国人权、民族宗教等议程上的引文大部分都是负面报道;在生态与环保、传染病等问题上,与人权问题一起,西方舆论希望中国承担“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大量西方媒体指责中国“不负责任”,这里“负责任的大国”框架正在取代西方固有的东方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框架,日益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新框架,而其负面倾向未变。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关于本文假设1的结论:首先,我国外交话语议程和西方舆论所设置的议程之间存在着整体差异,我国外交话语不能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西方舆论常从“东方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角度设置议程,对“和谐中国”议程倾向于从负面进行议程反设置。其次,我国外交话语议程和西方舆论议程的差异领域较为集中和稳定。虽然我国的外交话语正日益成为西方舆论的消息源,引用率逐年提高,尤其在国内信息发布、日常外交活动、国际组织、多边关系等方面能为西方舆论提供较为详细的信息,但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军事威胁论等“敏感”问题上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最后,西方舆论具有围绕中国外交话语进行“反向设置议程”的能力。在上文所述的“敏感”问题上,我国外交话语不仅未能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还面临着与西方舆论进行“议程竞争”,甚至被西方舆论“议程反设置”的状况。以击落卫星报道为例,2007年1月11日,中国使用导弹击落废弃的气象卫星后,英美媒体迅速设置了“中国掀起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符”等媒介议程,对我国发言人“试验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的议程进行解构,以高密度的报道和强倾向性的话语引导“中国军事威胁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美媒体却为2008年2月美国击落失控间谍卫星一事设置了“为了地球人的安全”议程,报道阶段经历了“渲染间谍卫星将撞击地球à公布将使用导弹击落卫星计划à表达‘一击即中’的自豪”的三步曲,进而成功设置了“铲除污染源、保护地球人”的议程。[17]由上可见,本文的假设1没有得到证明,我国的外交话语在很多领域中尚不能地为西方舆论设置议程。

 

西方舆论解读中国外交话语的框架选择 

 

本文的假设2是“我国外交话语很难被西方舆论正面解读,西方的解读往往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东方主义框架”。对于假设2的论证,本文采用框架理论进行分析。议程设置是对话题的确立,是话语生产的第一个环节。一旦话语被确立下来,对话语的结构和呈现则更多地体现了解说者的认知规律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框架”。社会学家葛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框架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要了解并参与社会活动,必须首先认识结构化这些活动的框架,框架使我们“分辨、认知、察觉和体验”事物。[18]框架在结构化事物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故事的组织顺序及排列规则提供了一种视角。因此,框架是“生产权力”的实践,其权力的来源在于,在读者没有感觉到其存在的情况下,它已经事先确定了讨论的措词。[19]在国际舆论中,框架既体现在舆论的生产者——媒体对人物、事件的认知定势中,也体现在其生产新闻文本的过程里。新闻框架通常体现在议题、结构和叙述中。这里的议题与议程设置中的议程具有某种重合,因此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具有紧密的理论关联,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延伸。

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不是简单的直接引用,而是有一个意义的再生产过程:生产的第一环节是设置议题;然后是通过结构化的新闻文本对中国的外交话语进行再生产,具体体现在报道角度的确立、新闻素材的选择,以及故事结构的组织上;最后,西方媒体再通过词语、标点、图片等符号的使用来解构我国的外交话语,进而生产出符合报道者主体立场的新的意义。从目前情况看,西方舆论对中国外交话语框架的建构已成为我国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障碍。

那么西方舆论对我国外交话语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框架呢?新闻文本又是如何从议题、结构和叙述这三个层次上生产中国外交话语的意义呢?本文以LexisNexis数据库为基础,采用个案结合文本分析的方法,探索了西方舆论在达赖喇嘛、小鹰号风波、北京奥运等问题上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构和意义再生产。研究发现,在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读中,西方舆论形成了“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协同作用的效果。

个案分析之一:东方主义框架和人权语境下的达赖喇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西方人用西方思维解读东方,将东方看作是专制、落后、野蛮等元素的结合。达赖喇嘛“完美”地契合了东方主义思维模式,其“媒体公关”不仅为西方“展示”了一个“东方化”的中国,更为“西方化”东方提供了富有“实践意义”的样本。而达赖本人表现出的对东方中国的“反叛”和对西方世界的“友好”,更是成为西方媒体难得的新闻素材。正是在这种认知模式下,他成了西方攻击中国的“万金油”。许多中国的外交话语讲述的并非西藏问题,但搬出达赖喇嘛已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思维定势。在有此人出现的新闻中,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引语基本处于被西方媒体负面解读的状况。这可以从某些西方媒体的新闻标题、文本组织和谴词造句中窥见:“公民的声音:达赖喇嘛是我们的好朋友,但他们(指中国)对他很不友好”;[20]“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愤怒:北京指责西藏精神领袖”;[21]这些新闻虽然都引用了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西藏问题上的声明和表态,但从标题就可以看到整条新闻为达赖喇嘛辩护的立场。在新闻文本组织方面,某些西方媒体往往使用对比的方式,断章取义的将发言人所表达的我国官方说法与某些人权组织、西方政府官员,甚至达赖喇嘛的话进行对比。在我国发言人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行为时,某些媒体以西方的专家学者、甚至流亡的达赖集团成员对达赖喇嘛的良好印象为反驳手法,而新闻源是否真正了解、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达赖喇嘛其人,以及其是否具备作为新闻源的客观中立,这些并未在新闻中得到体现。在谴词造句上,某些西方舆论更是将达赖喇嘛称作“精神领袖”、“真诚的朋友”,而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严正抗议,则以“敏感”、“过于愤怒”等词语进行评论,直接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想,完全放弃了客观报道的基本职业要求。

个案分析之二:负责任大国框架下的小鹰号风波。小鹰号是美国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过去几年来每年获准在香港靠岸休整,这是我方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具体实践作出的决策。2007年11月21日,小鹰号驶近香港准备靠岸时受到我方拒绝,此举立即引起了美方的抗议。11月23日我方出于人道关怀,同意让小鹰号在香港靠岸,这时小鹰号已沿台湾海峡中线驶往日本了。而就在小鹰号风波前一个月,布什不顾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会见了达赖喇嘛;在小鹰号驶近香港的一个星期前,美国宣布将为台湾的爱国者II型防空导弹升级为爱国者III型,这是2007年美国第5次对台军售行为。此次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利用“感恩节”和水兵及其家属的愤怒大做文章,发动了强烈的舆论攻势。其间新闻标题包括:“中国在感恩节里的傲慢”[22]、“令人失望的团聚”[23]、“美国军舰的香港感恩节之旅早已计划,但中方现在保持沉默”[24]等等。而在质问中国“不守承诺”、“傲慢”的同时,美国媒体却并未提及美方“不守承诺”而且“傲慢”地接见达赖喇嘛、东突头目热比娅、以及在台海局势紧张时期再次实施对台军售等行为。一些西方媒体还借机转引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对华智库发表的评论,质疑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但对小鹰号访港本身,在某些西方媒体看来倒完全是“例行公事”般随意。

个案分析之三:奥运政治化的东方主义框架。在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不断重申“反对将奥运政治化”的话语中,西方舆论采取了对抗立场进行解读。在新闻文本中,不仅直接以揶揄、讽刺、对比等手法解构我国外交话语,而且常常以个案甚至臆想为依据进行攻击。大量英美媒体不仅借达尔富尔和西藏问题给奥运会施压,而且在某些媒体看来,北京的交通状况恶劣、空气质量堪忧,甚至有报道说某国奥运代表团将携带口罩入住奥运村。食品问题也引起了关注,有报道称中国为达到奥运标准在突击豢养“奥运猪”,通过无公害饲料和中药疗法净化原有的养猪流水线。更有媒体称奥运村不得携带《圣约》,并以此为由质疑中国的宗教自由。西方记者以其头脑中固有的“东方主义想象”描绘着中国,这些表述以其强大的话语权力使我方的外交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被淹没、被解构。

综上所述,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立场进行解读,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交叉使用,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在国际社会角色的转变,西方舆论已经很难简单的以意识形态划界孤立、批判中国,而是更注重以具体事件为切入口探讨中国的国际义务,这里“负责任大国框架”正在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框架”成为西方舆论解读中国的重要框架。一方面,某些西方媒体固守着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视角,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是落后、愚昧、专制和不文明形象的集合;另一方面,常常以“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大国”等话语要求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因此中国的外交话语又是必须经得起“负责任”这一标准检验的,尽管“什么是责任”、“向谁负责任”、“负什么样的责任”等概念在某些西方舆论中显得并未有客观统一的标准。虽然东方主义和负责任大国这两种框架存在着对立性,因为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是脱离西方社会和国际体系单独运作的,是西方的“阳光”尚未普照到的地方。然而,实践中西方媒体却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根据不同的语境转换这两种框架,既以东方主义的视角丑化、异化中国形象,又会在某些重要国际事务中抬高、泛化中国的国际责任,甚至在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的热点事件中,某些西方舆论同样可以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框”住许多问题,通过话语的权力向中国施压。

因此,本文的假设2基本上可以得到证明:西方舆论在议程和框架两方面对我国的外交话语进行了“意义的再生产”,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对我国的外交话语重新设置议程,并进一步以自身立场构建“东方主义中国”和“负责任大国”的交叉框架,其最终的指向是生产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话语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建立在“真实中国”的基础之上,而是经过西方舆论想象和结构之后的“他者化的中国”。

 

结论与展望

 

西方舆论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读常围绕着西方国家利益展开的,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媒体会迅速启动其政府“看门狗”角色,为解除政府危机对外进行议程设置和框架解读。近年来,随着媒体保守主义倾向的抬头,美国媒体正经历着从政府的“看门狗”沦为“哈巴狗”,记者从白宫声明的“提审员”到“速记员”的转变。[25]

但在分析西方对我国外交话语的负面解读时,如果完全将责任归于西方媒体的敌意,认为西方舆论的一切问题都是“媒体与政府的合谋”,这样的分析又是片面的。西方媒体在对华报道中由于党派倾向、民族国家利益等因素表现出很强的政府烙印和国家利益导向,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西方媒体“独立于政府”的职业追求。事实上,从“水门事件”至今,西方媒体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与政府立场不同步的情况时有发生,更常常以揭露政府黑幕来吸引公众眼球。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西方媒体发动的越战机密案和虐囚报道直指政府决策核心,与政府打起了旷日持久的舆论战。但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为什么西方舆论不仅与政府保持立场一致,有时甚至比政府走得更远,成为西方国家改善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障碍呢?这里,西方公众的对华态度是影响西方媒体的重要因素,而要改变西方舆论的负面倾向,也要从改变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做起。

我们可以从西方的传媒体制、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一问题:在传媒体制上,除了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少数外宣媒体由政府直接拨款外,大多数西方媒体都属私人所有,媒体或通过收视费,或通过广告收入维持生存,这就保证了媒体机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府,但同时,吸引公众从而赚取收视费和广告收入就成为媒体安身立命的基础,迎合公众心理于是成为媒体谋取商业利润的前提;在新闻理念上,西方公众将媒体看作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力量,西方传媒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正面报道在西方社会很难被公众认可,每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世界新闻摄影奖等奖项的作品也以灾难、疾病、战争、政府黑幕等题裁居多。国内报道尚且如此,以“传播普世价值观”自居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上就走得更远。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充满了战争和疾病,与这两种题裁无关的新闻,西方公众几乎不会关注。对中国的报道也受长期固化的“东方主义”框架引导,因为这是与西方世界“相异”的中国图景,符合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的想象;在新闻生产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西方传媒形成了高度的垄断,西方六大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主要信息流,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这四大通讯社更是成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息源,这些跨国媒体的记者很多都没有到过中国,为使其稿件顺利发表,在报道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会根据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来“生产”新闻,而媒体的编辑也会依此进行“把关”和“过滤”。一方面,记者和媒体在取悦公众,另一方面,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模式又在媒体周而复始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中得到强化,一旦出现与中国相关的新闻,公众头脑中“被结构化”的中国形象随即“启动”,与媒体报道形成共振。除了媒体报道与公众的认知共振和循环之外,西方公众也受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共同形成西方公众对中国负面取向为主的接受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即使偶有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也会在“沉默的螺旋”[26]作用下声音渐稀。

随着中国的发展对西方社会冲击的加大,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中国经济发展压力和中国威胁还将扩大,“媒体放大镜”仍将继续“放大”西方公众对华的负面取向,并利用其覆盖全球的传媒机构在国际社会抢占舆论至高点,使得国际事务、国际公共资源向取得舆论优势的西方国家倾斜,同时推进西方政府对华外交的调整。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不断强化我国的外交话语传播网络,才能逐步改变西方公众的对华态度,实现中国外交话语的突围。首先,应不断加大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我国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力度。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目前不仅发展中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只有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话语互动,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与西方国家进行话语博弈。其次,不断提高对外信息质量,对重大事件做到反应迅速、内容明确。例如,在今年的地震灾害中,我国快速准确的信息传递在西方国家就取得了良好的舆论效果。同时,由于西方公众很难理解中国式的含蓄话语,我国政府在对外宣传中应注意用西方社会“听得懂”的话话进行更加直接的表述。第三,全面构建影响国际公众的大传播网络,提升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力。研究发现,在西方转引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文本中,很少是转引自中国媒体。除了西方媒体大量刊登其驻华记者的报道外,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媒体也会避开新华社、《中国日报》等中国渠道,转引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只有不断扩大中国英语媒体在海外的覆盖率,鼓励更多的中国媒体“走出去”。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接入人口,网络新媒体正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在国际社会外交话语博弈中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3.14事件发生后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以Anti-CNN为代表中国草根网站以自发的形式发布了大量质疑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倾向的信息,海外华人、留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告诉西方公众发生在中国的事实真相,这一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重视,CNN、BBC、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纷纷撤下了“问题”新闻,中国民间力量在国际话语斗争中的作用已初露锋芒。从根本上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会日益增加,从而抑制各类不负责任的对华消极报道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我国外交话语传播网络的建设应该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 LexisNexis Academic是一个面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数据库,收录了新闻、法律、商业、医学等领域6100多种出版物,其新闻数据库是是目前世界上收录媒体最多的数据库之一。

[2] [俄]巴赫金《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3]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

[4] Bourdieu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

[6] 截至论文写作时间2008年7月25日。

[7]《外交部历任新闻发言人》,人民网,2006614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470403.html

[8] Lippman WPublic OpinionNew YorkMacMillan1922.

[9] Cohen B.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0] McCombs M.E. & Shaw D.L.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36No.21972p.176-189

[11][印度]S.温卡塔拉曼,《媒体与恐怖主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2]甘均先,《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13]马丽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14] 截至统计时间2008年7月25日为571条,加权后全年1006条,鉴于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中国关注度的提高,预计2008年数量将超过1006条。

[15]原文为“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said she had not read the report, but Human Rights Watch has a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and always makes ‘groundless accusation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Rights group:Chinese lawyers face harassment,restrictions,The Associated Press,April 29, 2008

[16]Amnesty: Chinese Authorities Tarnishing Olympics,Associated Press Writer,July 29,2008.

 

[17]《美国“猎星”是实战行为西媒不该纵容美国》,《环球时报》,2008227

[18] Goffman 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Row1974.

[19] Tankard,J. W.Jr.,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In S. D. Reese, O. H. Gandy, Jr., & A. E. Grant (Eds.),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1,p. 97.

[20] National,“They are not being nice to the Dalai Lamawho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The GuardianMay 302008.

[21] Chinese anger at Dalai - Beijing accuses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The Courier MailMarch 19 2008.

[22] Chinas thanksgiving snub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62007.

[23] Disappointing ReunionChina Blocks USS Kitty Hawk Carrier From Hong KongABC News TranscriptNovember 22, 2007.

[24] China Quiet About Delay of US Navy's Planned Thanksgiving Hong Kong Port CallVoice of America News, November 22, 2007.

[25]《白宫名记痛斥媒体败落著书<民主的看门狗>,《环球时报》,2006810

[26] 沉默的螺旋假设由诺埃勒-诺依曼(Noelle-Neumann)于1974年提出,主要内容是,受到多数人赞同的意见会被积极的纳入讨论,并迅速扩散;而少数派意见则会趋于沉默,由此循环往复,形成一方渐趋势强大,另一方渐趋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