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瑛:论文化安全的困境——起点与终点的悖离
发布时间: 2010-06-25 浏览次数: 583

 

论文化安全的困境
——起点与终点的悖离
    
 (载《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
 
摘要:文化安全面临着认知与行为的双重困境。在认知上,文化安全靠主观感知且难以被量化评估,导致文化“安全”与“不安全”的边界模糊;在行为上,国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对内对外行为逻辑的复杂性,使得文化安全、文化利益、文化霸权行为难以区分和被控制,导致防御性的文化安全行为易“走向”或“被认为是”进攻性的文化扩张,引发文化竞争和安全环境的恶化,造成文化安全起点与终点的悖离。
关键词:文化安全;国家利益;困境
 
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idict)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这样形容“文化”:“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1]正是由于文化对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具有型塑作用,是民族国家得以凝聚并区别于他者的标识,如果有人要打破这只“独有的陶杯”,就会使人们感受到威胁,一个“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便会由之产生。
 
                      文化安全的认知困境
“文化安全”指的是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遗产、行为方式、价值观免于他者文化侵蚀,因拥有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获得的一种“安全感”。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正面临着强势文化的冲击,使得弱势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认同逐渐失去其自有的特征。因此,国家对文化安全的维护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而,在判断本国文化是否安全时,民族国家却往往会陷入认知的困境,这里,文化“安全”与“不安全”的界限难以分辨。
以当前的文化现象为例,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什么在英国人看来是大众文化的“自由流动”,而在许多国家看来是“文化入侵”?印度宝莱坞电影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甚至中东国家影响深远,却为何没有像美国文化在中东地区引起“文化冲突”?韩剧、日剧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正日益与美国影视剧抗衡,又为何没有引起亚洲国家“文化入侵”的恐惧?抛开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因素的影响,在认知层面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安全”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安全”意味着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它既是一个体现客观现实的概念,又是一个表达主观感知的概念,它可能是客体实行进攻而导致的实质性威胁,也可能是主体综合情势之后获得的感知性威胁,因此,“安全”是主客体相互建构的结果,对文化自身“存在性威胁”的判断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面临的理论困境。[2]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 Wendt)将这种国家间的相互认知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三种结构来解释。“霍布斯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敌人’,洛克文化的主体位置是‘对手’,康德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朋友’。……敌人的姿态是相互威胁,他们在相互使用暴力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对手的姿态是相互竞争,他们可以使用暴力实现自我利益,但是不会相互杀戮;朋友的姿态是相互结盟,他们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并协力抗击对他们的安全构成的威胁。”[3]这三种不同的认知引发国家对自身安全思考的起点截然不同,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现实主义者们认为最为本性驱动,且最具现实解释力的文化。
国家思考文化竞争的起点可能从他国已经实行的文化入侵行为来考虑,也可能从他国潜在的侵犯能力来分析。虽然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为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但面对他者文化的渗透和本国文化价值观的流失,在不清楚他者意图的前提下,人们还是会对他者文化怀有一种“霍布斯式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自己可能会生动地感觉到对他人所怀有的恐惧,但是,你自己却无法领会他人对你所怀有的相同恐惧……你根本无法真正地领会或记住,由于他人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它不可能对你的意图就如同你自己对自己的意图那样地感到放心”。[4]
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恐惧中,“文化安全”作为重要的国家议程,成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国家共同的行为逻辑。在当前英语媒体垄断全球传媒市场,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入超严重的现状下,英语文化正在侵入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化领地。全世界6800多个语种中有40%的语种所代表的文化正面临着生存危机。[5]发展中国家从本土文化受到侵蚀出发,批判“文化帝国主义”自不待言,然而世界最大的文化出口国美国仍然感到文化不安全,也时时发出西方文化走向衰落的预言,这就值得反思了。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不断以超前的眼光批判西方文化正在被东方文化“新陈代谢”,揣测东方文化可能取而代之而对其构成的威胁。除了一贯执行的海外文化市场开拓以外,9.11之后,美国更是感受到国际形象下滑带来的危机,继而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复兴计划”[6];法国是处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欧洲强国,面对美国文化的扩散,法国也认为自己不安全,继而构建了以保护法语纯洁性为核心的法兰西文化振兴体系;东方国家韩国、日本更认为自己不安全,由此诞生了日本漫画产业和韩剧、日剧向世界的广泛传播;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同样感受到了不安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发展,成为儒家文化复兴和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普遍不安全感”的存在,处于世界文化格局不同位置的国家在文化安全的维护上体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而要实现国家的文化安全,“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7]
这种认知上的“普遍不安全感”还与文化安全的评估困境有关。一国的文化是不是安全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软力量的评估问题。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将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能够对他国形成吸引的力量称为“软力量”[8],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文化力的探讨。然而,约瑟夫.奈并没有对软力量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论化,之后的美国学者米德(Walter Mead)、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中国学者庞中英、门洪华、俞新天、李希光等虽然涉及到文化软力量的研究,但也未提出系统的文化力测量指标,统计标准的难以界定成为制约文化安全研究的瓶颈。胡鞍钢、张晓群在《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9]一文中将文化力中的传媒实力细分为四个指标:传播基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传媒经济,并对世界主要国家的传媒实力进行了量化计算,试图从传媒角度分解中国文化安全在国际社会所处的位置,但其计算方法受到了黄旦、屠学锋等学者的质疑,在《也谈中国的传媒实力》一文中,两位学者认为胡文存在着“传媒实力概念和指标衡量体系的相悖”,研究设计中的“传媒渗透力和影响力”被“硬件设备”的统计“混用偷换”。[10]这种争论非常典型,由于“文化软因素”的测量存在不小的难度,学术界很难在概念的指标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为什么软性的文化因素不易被测量呢?原因在于“软力量”虽然被作为单独概念提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与“硬力量”平行并置的概念,文化软力量依附于硬力量。文化安全同样也依附于国家硬力量的水平,硬力量强大的国家文化安全比较稳固,但对其他国家来说,硬力量强大就容易对他国构成文化威胁。由于美国硬力量远超印度,具有构成威胁的能力,因此好莱坞电影对许多国家来说是威胁,而宝莱坞电影二十年前风头盖过好莱坞,至今具有一定影响,但却从未被认为是威胁。对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化软力量和国家硬力量之间可以是正相关的关系,也可以是负相关的关系。同样是具有文化杀伤力的美国电影和美国流行文化,在中国看来是安全威胁,在他的盟友英国看来不是威胁,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看来甚至是灾难。韩国、日本在历史上同属中华儒家文化圈,韩剧和日剧中的东方元素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亲近性,因此韩剧、日剧是否会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就显得不那么引人关注。在这里,国与国间预设立场的设置、认知的判断与误判、量化评估的困难共同造成了文化安全的认知困境。
虽然影响文化安全评估的因素多而复杂,对相关因素设置指标并进行赋值的过程尚需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这并不代表文化安全的评估不能开展。事实上,现有的国家力量的评估中已经纳入了软性因素:国际政治之父摩根索将民族性格、国民士气纳入了国家权力的评估,著名的克莱茵公式也将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等软性因素纳入国家综合实力评估的模型中,文化安全议题的凸显期待着量化研究的推进。
 
                      文化安全的行为困境
没有一种竞争比为维护自身安全的竞争更冠冕堂皇,但安全防御却始终无法与冲突割裂。因为“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11]
除了认知层面的判断和评估面对瓶颈,文化安全还面临着行为层面的困境。这表现在不同民族国家对文化安全、文化利益、文化霸权的判断标准各异,界限模糊。
出于人性本质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力,民族国家对利益的追求难以停止,加之不同国家对文化安全相对性感受不一,同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所追求文化安全的绝对性动机与能力也各异,从而导致了各国安全系数的差异,体现为安全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12]文化安全不是一个个体感知的概念,而是一个民族、国家集体感知的概念,维护文化安全的行为也需要由政府来执行。不同国家在采取安全行动时会借鉴不同的坐标: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家从硬力量角度来横向对比文化软力量是否匹配,以致伊拉克战争有损其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形象时,便大呼美国软力量的衰落;杜维明等中国新儒家学派从历史角度纵向对比儒家文化的国际角色,因此在综合国力提升的今天谋求儒家文化的复兴;日本民族主义鹰派代表在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于是便渴望日本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安全既需要保卫,更需要建设,甚至拓展。而对文化安全的建设是以拓展国家权力为导向的。因为,“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13]忽视文化软力量的建设,弱势文化就可能被强势文化所侵蚀甚至吞并。
对外,不同文化代表着不同利益,正是对利益的无限制追求,使得文化安全可能沦为利益的奴隶,甚至成为文化扩张、文化霸权的跳板。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例:加拿大的文化安全曾在不同族裔的利益竞合中起起伏伏。法国人登陆加拿大领土后就开始向加拿大移植法属文化,后来英国人打败法国人,英裔加拿大人希望重新分割殖民利益,极力盎格鲁化法裔群体,引发英法族裔文化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土著人和非英法裔移民数量的增加,“第三种力量”的文化诉求开始提升,由此形成了加拿大独特的多元文化主义,[14]三种力量文化利益的纠葛正是在竞争与妥协中形成的。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移居美洲大陆之初也曾希望通过“同化”方法来消灭文化差异,同化少数族裔,但最终通过民主化过程形成了利益妥协,多元文化兼容并包形成了独特的美利坚文化。
文化是划分政治边界、获取政治利益的重要参数。东南亚殖民政府为使来自不同岛屿的移民与他们的来源地在政治心理上分离,通过人口调查、地图、民族志的修建实现民族文化的再造,将政治边界在“想象”中“定格”,以此确立统治者的合法性。
文化还是国家对外攫取经济利益的方法与手段。可口可乐、麦当劳、华谊兄弟等跨国公司引发了同质化的全球文化,汤林森将这种“资本主义的扩散看作是其本身的独特的‘文化领域’的扩散”。[15]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扩散,是所有帝国主义模式中“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16]
如果说他国主权是文化利益、文化霸权扩张的障碍,文化安全原应被定义在保卫本国文化在国土范围内免受侵蚀的话,那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问题则跨越了主权与领土的边界。由于网络信息的扩散和“世界公民”的频繁流动,单靠信息封锁和对外来文化的抵御显然已无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保护本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在因特网和移民身上免遭流失,只有不断的增强本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向心力。而当一国开始在国外建立传媒分支,通过贸易与交流将文化输出国外,强化网络公民的文化身份,网络舆论参与国际事务时,文化安全、文化利益、文化霸权间的界限就开始消解,这种行为边界的消解有时难以被客体国家体察,甚至也难以被主体国家认知。
对内,文化安全的行为困境还表现在它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助燃剂,主流文化的守护神,而非主流文化则会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进程中受挤压、被边缘。
国家文化安全是个人文化身份确立的前提,个人的文化行为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民族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17]而“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在对民族主义起源的追溯中,报纸作为文化载体起了重要作用。有了报纸对时间的记载,原先空洞的时间概念被清晰地“记载”在纸面上,让阅读报纸的人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就在这一刻,他的同胞也会在另一个地方阅读着同样的报纸,这种晨间读报的生活方式成为取代晨间祈祷的群众仪式。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的产生本身就与民众对文化安全的“感知”和文化传播的“参与”密不可分。而民族主义对一国文化利益的拓展更会以对本国的文化自卑、文化认同和对他国的文化恐惧、文化侵入为动力,以不理性的传播和反传播行为实行文化保护和文化扩张。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为政府社会动员所用,成为国家利益拓展的工具。近年来,有关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关注,在故宫星巴克风波、圆明园兽首拍卖等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的异常警觉,到底是中国对文化安全、文化权利的正当维护,还是崛起的中国通过“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助推中国文化利益的拓展,成为中西学者争议的基点,这也正是文化安全的行为困境带来的双方立场差异。
文化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的重要元素。西方媒介、文化工业、社会名流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是转移国内潜在矛盾的方法,即使传媒帝国日进斗金,搜刮了巨额财富,媒介还是为民间社会提供着逃避现实的文化认同,并且以一种民族自豪感的形式统治着民众的心灵。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膨胀,在对外文化安全维护中压缩国内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环境下,非主流文化、边缘文化、世界公民的代言者可以在日常国内事务中张扬个性,而一旦遇到与他者文化的冲突,本国文化安全“被宣布”受到侵蚀之时,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会迅速启动,或主动加入主流文化的声音,或被动的在沉默的螺旋中沉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安全行为既是主流文化抵御他者威胁的对外安全行为,也是主流文化消除国内威胁的对内安全行为。
 
             从起点到终点: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尽管在文化安全问题上,大部分国家都表现出很强的认知敏感,也竭尽所能采取行动,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效果如何?
在残酷的国家间文化竞争场域中,弱国所拥有的弱势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被侵蚀、同化,或以积极的表达,就是“被融合”的境遇,如果没有宗教或其他更强的维系力量,世俗社会面临强势文化的渗透难有抗击之力,最后甚至可能沦为“民俗”纳入文化人类学学者的视线。因为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帮助其保持文化特征,控制强国的文化入侵,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既没有干涉国家主权的权限,又没有大规模实施文化保护的能力。
最响亮的文化安全呼声来自于大国,文化安全的竞争就是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在相互猜疑、人人自危的国际社会,国家出于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行为即使并非意在进攻,在其他国家看来,文化安全行为的目的也是“模糊的”,很难与文化扩张完全割裂,由此便会使其他国家感受到“威胁”,引起安全感的降低,进而以敌对情绪掀起新一轮的文化反击。这种以维护安全为起点的行为最终能否收获一个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安全困境”给我们提出的难题。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以寻找“假想敌”的思维模式,预言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将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产生剧烈的冲突。在他的书出版之后,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已经被“检验”,接下来,西方的“先知先觉”们开始警惕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称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渗透的“特洛伊木马”[18],这正是亨廷顿式的思维模式。虽然约瑟夫·奈在多年前就发出警告:“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19]但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不能阻止西方的安全防范甚至安全进攻。因为从认知和行为的双重困境解读,中国维护文化安全的行为正在“被认为是”进攻性的文化扩张,这一点是否需要被纳入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思考范围?
所幸的是,文化安全的竞争不像核武器竞赛般如箭在弦上,也不像领土争夺般是零和游戏,毕竟,文化竞争包含着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过程,要复杂和长久的多,而各国维护文化安全的终极目标,也希望都能走向如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境界。
 
本文系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分析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鲁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 沈洪波《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探析》,《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3]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4] 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 Collins,1951,p19-21.

[5] David Harrison,Geographic Magazine,Oct.2007.

[6] 9.11后,美国政府为应对恐怖主义行动和反美主义情绪,制定了一个通过文化外交改善国际形象的“文化复兴计划”,成立于2003年7月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是该计划的执行机构。

[7] 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8] Joseph S. Nye,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1991.

[9] 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 ,《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

[10] 黄旦、屠学锋《也谈中国的传媒实力》,《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

[11]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12] 沈洪波《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探析》,《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13] 休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14页。

[14] 参戴晓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

[15]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16]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1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8] Confucius Institute Report,http://zsr.info/news/images/stories/usconfuciusinstitutereport.pdf.

[19] 转引自王义桅《美国外交行为的极好注脚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评介》,《博览群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