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阈下美国十九世纪党派报纸的报道方式解析
发布时间: 2010-12-14 浏览次数: 707

[摘要] 在美国报业史中,党派报纸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本论文试图分析美国党派报纸的报道方式,并从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政治的变化导致的政党角色的变化中解析美国的党派报纸如何因政党功能的变化而在报道方式上发生改变。
 
[关键词] 政党功能,报道方式
 
                                                                         引言
 
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发展历程中,如果按照美国学者舒德森的分类方法,新闻报道的模式有三种:宣传模式 ( Advocacy Model) 、市场模式 (Market Model)、和委托模式(Trustee Model)。[1]
宣传模式是指记者从特定的党派观点出发来提供新闻产品。记者采集与写作新闻报道的目的就是要为党派的发展服务。与市场模式相比,在宣传模式下,新闻机构是党派之下的附属机构,而不是独立机构。尽管新闻的宣传模式主要是党派模式,但一些非党派的组织,如教会、一些社区报纸或者利益集团如果是以宣传为目的提供新闻产品,也是宣传模式。
市场模式是新闻报道的商业模式,就是记者向公众提供公众需要的新闻产品。在市场模式中,记者寻求提供迎合读者需要的产品,或者说是广告商要达到的目标受众所需要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新闻产品的最大目标。由于新闻被视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那么新闻报道所要满足的消费者当中,有能力多付钱的消费者就得到更多满足,没有能力付钱的消费者的需求自然也就在其次了。
所谓的委托模式,就是指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向公众提供他们认为的公众应该知道的新闻。职业记者依靠其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依靠记者集体的、公正的判断来决定新闻。在这个模式下,记者想象出一个公众,这个公众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其公民权力。因此,他们就如同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生一样,把公民权力委托给记者。记者拥有公民的信任,向公民提供他们做出决策所依赖的有关国家状况的信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形成了委托模式的新闻报道方式。他们成立记者行业协会,确立新闻记者的道德规范,也确立了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实践客观新闻主义的宗旨。
在这三种模式中,宣传模式的历史最为悠久。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报纸就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阵地,宣传模式也就成为美国报纸的主要报道模式。到1800年,在倡导新闻自由的汤姆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当选总统以后,取消了此前限制言论的《诽谤法》,从法律上确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此时的美国报纸进入了党派之间相互攻击、漫骂,报社的记者、编辑甚至为不同意见决斗的黑暗的党派报纸时代。
 
党派报纸的宣传报道模式
 
党派报纸的宣传报道几乎一直主导着19世纪的美国报纸。直到1870年,在人口位居前50位的城市的日报中,党派报纸的发行量还占到报纸总发行量的74.3%。[2]
在党派报纸时代,各党派都把自己党派的报纸作为其政党组织和宣传的主要工具。党派报纸都是政治家们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回击对手而创办的。党派报纸的编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护本党的候选人,在新闻、评论、社论中支持本党观点。为回报报纸对党派的支持,党派的领导人会向报纸提供经济支持。这种支持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订阅报纸,也有通过间接的方式比如刊登政府广告,承办印刷业务或成为政府办公室等的形式来进行。[3]
党派报纸的新闻报道具有明确的党派性。在新闻报道中党派报纸公开宣称支持自己所属党派。1868年,在大选开始之际,民主党的报纸《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就宣称,“在这个州唯有《自由报》能够将民主党对我们州的政治和各种问题的意见与全国的问题相联系。” 《自由报》所针对的读者也是民主党人。该报号召密西根的民主党人“订阅你们自己县的报纸,以维护报纸的生存。这些报纸为你们在地方上的利益服务,也热烈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原则。”[4]
阿肯萨斯州的《共和国早晨》( Morning Republican)是一份共和党的报纸。以1868年6月5日的报纸为例。报纸共有四版,大小为7.5X9.94英寸。除了广告以外,这份报纸的主要内容就是表达共和党的观点、抨击对手和报道主要人物的活动。
这天报纸的头版和第四版都是广告,第三版的内容只有两封信。主要的报道都刊登在报纸的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上有“共和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Republicanism)”、“给《先驱报》和《鹰报》的编辑(To the Editors Herald and Eagle )”、“共和党的论坛(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Platform)”等文章。“共和主义的胜利”是一篇赞扬共和主义的文章。“给《先驱报》和《鹰报》的编辑”是一份信,内容主要抨击这两份报纸支持三K党。[5]
党派报纸除了在社论栏目中宣传党派主张,抨击对手之外,在新闻报道中也充分反映党派的利益与观点。一方面只有符合党派利益的信息才能在该党派的报纸上报道;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报道写作中,党派报纸一般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是“公开的”(Manifest or Overt)的党派报道,另一种称为“隐避的”(Latent or Covert)的党派报道。公开的党派报道就是记者在报道中直接发表支持党派的观点。隐蔽的党派报道是指记者在报道中只报道他所支持的党派的政治家的观点与活动。
典型的党派报纸的报道在内容上一般有以下特点:
— 在标题与新闻中有明确的价值观支持或反对某一党派;
— 某一政党的候选人提名会议所产生的文件在报纸上持续刊载,直到选举时才结束;
— 报纸担任某一政党的公告栏角色,刊登政党会议、集会的通知;
— 用木刻画宣传本党在最近选举中的胜利,在头版刊登卡通言论;
— 嘲笑与讽刺另外一个政党的政策或人物;
 — 对两个党派知名人物的活动与讲话的报道在报道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 有各种预测即将赢得大选的文章并对选举集会的与会者人数、观众的热情和演讲的质量作夸大的陈述。
— 在言论版刊登为所拥护党派的原则与政策辩护的文章。[6]
在总结美国党派报纸的报道特点时,开普兰认为美国的党派报纸有意识地与党派结为同盟,增强他们从事政治讨论的合法性。党派报纸许多特点都可以理解为增强党派作为公共话语的代表的权利以及排斥所有可能的不同声音的策略的一部分。
党派报纸的报道重点不在于沟通信息,而在于政治策略。对于政治的报道,政治对话无关紧要,压倒对手才是目的。因此,战争的意象充斥着报道,报道的语言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以下是一则典型的对党派集会的报道的开头三段,选自1868年10月15日的《自由报》:
 
来自格兰特瑞比的消息
 
民主热情的流露
 
辉煌的火炬游行
 
约翰•摩尔大人、S.C.科芬、威廉 P. 韦尔斯等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
 
来自我们的通讯员
 
从这美丽而有趣的西密西根的“河谷”,我有好消息向你们传达。今天这里有最大的集会,也是我们所见到的政治集会中最为热情的集会……(现场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人民的朋友——西摩和布莱尔的支持者们,骄傲地作此声明, 今天下午,连那些不顾事实的(共和党)的激进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尽管在游行队伍经过时,这些报纸的编辑和经营者们公开表示出极度的气愤。
       今天的集会,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万多人参加,他们团结起来表达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再一次宣布了他们对民主党原则的信念,向人们发出了从拼死捍卫其权利的疯狂的激进主义分子手中拯救这个国家的更强烈的呼吁……      
游行队伍如同军队一般在旗帜飘扬的卡莱尔街上行进,队伍绵延在庄严的格兰得河上,一直穿过“西面”,回到市中心,然后迈着胜利的步伐穿过市区。[7]
 
从这篇格兰特瑞比游行的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军事化的语言表达。在描述游行开始时,该报道说游行队伍如同“军队”一般行进;游行队伍穿过市区时,迈着“胜利的步伐”。报道中夸张的语言带有强烈的煽动性,说这次集会是“最大”、“最热情”的集会。在政党的竞争中,集会犹如两军对垒,谁的集会人数多,就表明支持者多,集会是政党与对手比气势,比实力的一种方式。
对于读者来说,党派时期报纸的读者只订阅属于自己党派的报纸,但他们更多只是作为被动的旁观者。他们阅读报纸的新闻,在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测党派高层之间特有的政治语言的对话,希望自己支持的党派能够战胜对手。[8]
对于党派来说,其所属党派报纸的任务并非在于劝服,而在于增强对党派的忠诚度,并发动本党成员在选举时期充分行动起来。在对底特律1865-1908年总统选举期间党派报纸进行内容分析以后,开普兰发现,在这个时期,报纸每天平均有两篇新闻或社论致力于增强党派的忠诚度。[9] 在共和党报纸《共和党早晨》1968年6月5日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特点。该报的“共和主义的胜利”、“给《先驱报》和《鹰报》的编辑的信”以及“共和党的论坛”等文章都是致力于增强党派忠诚度的报道或言论。
    作为党派的宣传工具,党派报纸报道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党派的主张,颂扬本党领袖,增强本党成员的忠诚度,同时攻击、贬低其他党派。党派报纸的这一报道目的决定了其报道不仅在内容上以本党活动为主要报道对象,还在报道的写作方式上表现出强烈的煽动性和情绪化的特征。
    党派报纸的宣传报道模式不仅贯穿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直至今天,许多具有党派性的报纸或群众团体也都继承了党派报纸的报道方式,以宣传本党的主张,增强本党的凝聚力为目的从事新闻报道活动。
 
党派报纸宣传报道的转型
 
在美国,党派报纸的宣传报道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还处于主导地位,到70年代报纸逐步开始转型,向独立报纸方向发展。
美国学者汉密尔顿使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对1870-1900年间的美国报纸进行研究,发现独立报纸的数量在这期间成倍增长。在美国人口居前50位城市的报纸中,独立报纸的数量从1780年的23份增长到1900年的125。
1870-1900年期间,独立报纸的发行量也迅速增长。从1870年的25.8% 增长到1900年的43.8%。也就是说到1900年有近一半的报纸都是政治独立的报纸。[10]
学者开普兰同样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对1868年到1916年期间底特律的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他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1]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的内容上,到1868年,在总统选举时期,底特律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党派新闻的比例占到15%,党派社论则达到了81%。非总统选举时期,党派新闻的比例占18%。社论占到54%。此后,党派新闻的比例急剧减少,在非总统选举年,党派新闻从1867年的18%,迅速下降到1871年的4%。同时,非总统选举时期党派社论的比例也从1867年的54%,下降到40%。
如果以1868年的数据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据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明显的趋势。在非总统选举年,党派新闻的比例从1867年的18%下降到1903年的3%。社论从1867年的54%,下降到了1907年的1%。即使在总统选举时期,到1908年,党派新闻的比例也从1868年的15%下降到1908年的7%。而总统选举时期的党派社论减少幅度更为惊人,从1868年的81%,下降到1908年的28%。由此可见,在1867年之后,不仅放弃党派立场的独立报纸的数目增多,而且报纸有关党派内容的报道也迅速减少。
 
 
 
总统选举时期新闻报道中党派新闻和社论的比例
  

 
1868
1876
1884
1892
1896
1900
1908
1916
总统选举时期新闻报道中党派新闻的比例
15
21
39
16
40
14
7
5
总统选举时期党派性社论的比例
81
78
62
52
85
29
28
17

 
非总统选举时期新闻报道中党派新闻的比例

 
1867
1871
1879
1887
1895
1903
1911
1915
非总统选举时期党派新闻的比例
18
4
4
3
9
3
0
3
 
 

非总统选举时期新闻报道中党派社论的比例

 
1867
1875
1883
1891
1899
1907
1915
非总统选举时党派社论的比例
54
40
18
34
5
1
3
  
学者斯旦萨斯对1885年到1895年间的报纸做了内容分析后,发现这10年间新闻报道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有一半的报道从宣传报道的方式转而采用客观新闻报道的方式。[12]
汉密尔顿、开普兰和斯旦萨斯的这些内容分析数据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报纸使用的主要新闻报道方式仍然是宣传模式。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开始的报纸运作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立刻使美国报纸放弃为党派服务的宣传报道。报纸开始放弃宣传报道的模式,声称独立,并逐步采用客观新闻报道的模式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60年代之后,美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政党的功能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美国的政党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党转向职业政治意义上的政党,党派的差别也从政治观点的差异,转向组织差异。党派的运营更多向实际可行的争取更多选票的策略方向发展。随着政党功能的转化,以为党派服务为目的的党派报纸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党功能的转型与新闻报道模式的嬗变
 
 
在新闻报道的政治环境中,媒介体系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一直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萨尔伯特等学者在《媒介的四种理论》中将媒介体系分为四类:独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鉴于社会责任论只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也是独裁主义的发展,所以萨尔伯特等学者认为媒介体系也可以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
独裁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精英哲学。精英哲学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智慧的精英手中。这些掌握着真理的精英统治国家,引导和指导着民众。媒体的功能就是向民众传达统治者认为民众需要了解的信息以及民众需要支持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在这种哲学理论的指导下,政府严格控制媒体,媒体的功能主要是宣传,新闻报道主要是以宣传为目的。
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自由主义理论与独裁主义理论恰好背道而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是具有判断能力,具有理性的,能够区别真理与谬误,追求真理是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力。媒体的功能是帮助人们找寻真理。因此,媒体不应当是政府的工具,相反,媒体应当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为了让真理出现,所有的意见都应当有机会得到倾听,也就是说有一个意见市场存在。[13]
虽然说在独裁主义的体制下,新闻报道以宣传为目的,自由主义体制下的新闻报道也可以是宣传报道。早在1787年,美国就已通过了给予公众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从法律上确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到1800年,杰弗逊总统又取消了此前限制言论的《诽谤法》。如果按照萨尔伯特等学者所划定的媒介体系分类,美国媒体早在19世纪就已确定为自由主义体系。在自由主义体系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报纸的报道主要还是党派的宣传报道。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媒介体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新闻报道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党派报纸逐步放弃了宣传报道模式,向独立报纸发展。究其变化的原因,我们可能需要对60年代前后美国党派政治的变化情况加以考察。
在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两党主导了公共政治空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以人民意志合法代表的身份出现,因此公共的议题是由两党决定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参加某一党派,表明政治立场,是他们在当地社区获得稳固的社会地位,作为公民的一种体现。他们参加两党的集会,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订阅民主党或订阅共和党的报纸。民众强烈的党派意识是19世纪美国公民高比例参加选举投票的重要原因。[14]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报纸自然采取党派立场。报纸根据所支持的党派的议程确定报道的政治议程。在报道中,只选取对所支持的党派有利的消息报道。这样的政治环境使两党的意见充斥了整个公共讨论空间,任何与两党议程不同的、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意见都没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公共空间中。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历史上所称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1865-1876)”美国的党派政治走向职业化,党派差别逐步从政治观点的差异转向组织差异。党派运营的策略,也从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转向了镀金时代的职业政治。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放弃了高调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转向从事实际可行的可获得高额选票的各种活动。[15]
政党组织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为不同党派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这些职业政治家按照党派的信条建立民主机制,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不断调整策略,试图通过找到让这个体系其他部分接受的中间道路达到目标。党派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1872年的总统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民主党同意推举共和党报纸《纽约论坛报》的老板贺瑞斯·格雷(Horace Greeley)作为本党候选人无疑是民主党所作的实用主义的选择。
此后,政治职业化的趋势更为显著。始于1896年总统选举的美国政治“第四党制度时期(1896-1932) (Fourth Party System)以及此后的进步主义时期( Progressive Era)的改革更加彻底地改变了美国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为获得更多支持,民主党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与在南部和西部积聚相当大势力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 联合推出候选人威廉 • 詹宁斯•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赖恩在选举中提出反对传统的金本位制度。这一选举纲领,将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如农产品价格下滑,通货紧缩等简单地归结为金价的问题,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许多民主党的报纸转而反对民主党,许多民主党员也转向共和党。
在政治活动中,美国的职业政治家们也不似杰克逊时代那样依赖报纸,而是通过发起竞选运动,在各地旅行、演讲、办杂志等多种渠道来获得更多的支持。各个政党通常大量雇佣人员开展选举活动。189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花费了750万美元用于选举活动。
19世纪末,美国民众也不再盲目跟从自己传统的党派身份,依附党派来选举,而是作为独立的选举人投票。同时,民众的投票率也急剧下降。在密西根,1896年的投票率为95.3% ,到1904年投票率就下降为78.9%, 1924年的投票率只有53.7%。[16]与之相应,传统上对各个党派忠诚的媒体也随之与党派决裂,媒体的政治报道在报道中比重不断下降。在底特律,政治消息在报纸中的比例从1880年的58.8% 下降到了1916年的23.8%。1896年底特律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党派新闻达到40%,而在此后的在选举年中, 到1900年,党派新闻的报道比例只有14%, 到1908年只有7%。[17]
除了美国政党的功能发生转变外,党派报纸的长期宣传造成可信度较低也是党派报纸逐步放弃党派报道方式的原因。党派报纸作为不同政党的工具,在报道上带有明确党派立场,在夸大本党领导人以及活动的同时,无情攻击其他党派。党派报纸的读者在多年阅读党派报纸之后,普遍对党派报纸失去信任。党派报纸在读者中间失去可信度,党派报纸所做的宣传也不再能够产生良好效果。
党派报纸的宣传失去效果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能是1872年的总统选举。1865到1900年的美国因马克·吐温所写的小说《镀金时代》而被称为“镀金时代”。当时,腐败成风,官员普遍买官卖官,买卖选票。许多总统周围官员的所作所为都成为马克·吐温所写的小说《镀金时代》的原型。1872年,当共和党的格兰特总统进行连任选举时,许多共和党的报纸编辑由于痛恨格兰特总统以及其周围官僚的腐败行为,而转而联合起来推举共和党报纸《纽约论坛报》的老板贺瑞斯·格雷。而民主党最终也接受了报纸编辑们的推选,将格雷也推举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如此,格雷便得到了媒体的强大支持。
选举的结果却是,受到所有媒体强烈攻击的共和党格兰特总统以压倒多数选票获得连任。在这个案例中,报纸的宣传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政党功能的转变以及报纸宣传效果的弱化,党派报纸的宣传报道逐步减少。报纸不仅避免长篇的政治报道,还增加突发新闻、犯罪新闻、体育新闻等的报道。政治新闻的数量逐步减少,而以提供信息与娱乐的社会新闻逐步在报纸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
 
注释:
[1] Michael Schudson, “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Public” in Theodore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9:119-123.
[2] James T. Hamilton,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53.
[3] Ted Curtis Smythe, The Gilded Age Press, 1865-1900. Westport: Praeger, 2003:17.
[4] 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3.
[5] Morning Republican.June 5, 1968:2.
[6]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78.
[7]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80-81.
[8] Paolo Mancini,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Use of News in a ‘Coali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Peter Dalgren and Colin Sparks (eds.)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9] 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89.
[10] James T. Hamilton,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53.
[11] 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148.
[12] Harlan S. Stensaas, The Rise of the News Paradigm. A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in Svennik Hoyer and Horst Pottker (eds.).Diffusion of the News Paradigm 1850-2000〔M〕. Goteborg: Nordicom, 2005:41.
[13] Fred S. Siebert,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1-9.
[14] 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189.
[15]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3.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485.
[16] Walter D.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W. Morton, 1970:114.
[17] 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150-175.
 
 [作者简介] 陈沛芹,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载于《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